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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嗣同，字复生，又号壮飞，湖南浏阳县人。他少年便志向远大，性格不凡，博览群书，善写文章，好侠义，精剑术。其父谭继洵，曾任湖北巡抚。
他幼年丧母，受父亲妾室虐待，饱尝孤苦。正因如此，忧患意识深重，品德智慧也日益增长。二十岁时从军到新疆，在巡抚刘锦棠幕府中做事。
刘锦棠十分赏识他的才华，准备向朝廷推荐，但恰好刘锦棠因照顾父母而辞官，未能实现。此后十年，谭嗣同来往于直隶、新疆、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台湾各省，考察风土，寻访豪杰。然而父亲性格谨慎，不许他远行，终未能尽游历四方之志。甲午战后，他更加奋发，积极提倡新学，首先在浏阳设立学会，召集同志研讨，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。当时康有为先生正在北京和上海创办强学会，天下志士纷纷响应。谭嗣同于是沿长江而下，到上海，又赴北京，打算拜见康先生，但先生恰好回了广东，未能见到。我当时在北京强学会负责编辑，才与谭嗣同初次相见。我将康有为讲学的宗旨和治理天下的方略告诉他，他大为感动，自称私淑弟子，从此学识日益精进。
当时和议初定，人人心怀国耻，士气稍有振作。谭嗣同更慷慨激昂，大声疾呼。国内志士见其风采，闻其言论，皆知非常人。他因父命做了候补知府，在南京等候一年，闭门读书，深究孔佛之精深，融会各家学说，发挥康有为的学术宗旨，写成《仁学》一书。他还常到上海与同志讨论学术和天下事，从不与俗吏来往，常说做官一年无异入山。当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，其子陈三立辅佐，立志开化湖南。丁酉六月黄遵宪任湖南按察使，八月徐仁铸来主管教育，湖南士绅奋发图强，志士渐聚于湘。陈宝箴父子与前任学政江标商议，大力招揽人才，合力经营，为各省树立榜样。于是聘我等为学堂教师，谭嗣同亦受陈宝箴催促，辞官归来，将家人安置浏阳老家，独留长沙与众志士推行新政。湖南创办的内河小轮船、商办矿务、湘粤铁路、时务学堂、武备学堂、保卫局、南学会，皆为谭嗣同倡导策划，以南学会最为兴盛。设会之意，在联合南方诸省志士，共讲爱国之理，求救亡之法，先从湖南一省起。学会兼有学术团体和地方议会性质：地方有事公议而行，是议会之意；每七日集众讲学，讲世界大势及政学原理，是学会之意。谭嗣同任学长，负责演讲，每次集会千余人，慷慨论天下事，听者无不感动，湖南全省风气大开，谭嗣同功劳最大。
今年四月，定国是之诏颁布后，谭嗣同经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召，恰逢大病不能行。至七月才带病进京面见皇上，奏对称旨。皇上破格提拔他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，与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同参与新政，时称“军机四卿”。参与新政相当于宋代参知政事，实为宰相之职。皇上欲重用康有为，但惧怕慈禧太后，不敢行其志。数月来皇上有所询问，则令总理衙门传旨；康先生有所上奏，则写在呈递文件中。自四卿入军机处，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稍通，锐意推行大改革，然慈禧太后及保守派猜忌更甚，不及十日，政变已起。
起初谭嗣同入京时，有人告知皇上无权、慈禧阻挠之事，他不相信。至七月二十七日，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，命他起草诏书，先派太监捧历朝圣训交他，传皇上之言：康熙、乾隆、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先例，令查出引入上谕。皇上打算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示慈禧。谭嗣同退朝后告同僚：“今始知皇上真无权矣。”至二十八日，京中皆知懋勤殿事，以为诏书将下，却终未下，于是更知慈禧与皇帝水火不容。
二十九日，皇上召见杨锐，赐密诏，有“朕位几不保，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”之语。谭嗣同与康先生捧诏痛哭，但皇上毫无权力，束手无策。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，了解中外形势，力主变法。谭嗣同密奏请皇上以恩遇笼络袁世凯，冀紧急时或可救助，词极恳切。八月初一皇上召见袁世凯，特赏侍郎。初二再召见。初三傍晚，谭嗣同径往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，直问：“你认为皇上是怎样的人？”袁世凯答：“千古难遇的圣明之主。”谭嗣同说：
“天津阅兵的阴谋，你知道吗？”袁世凯说：“确实有所耳闻。”谭嗣同拿出密诏给他看：“今日能救圣上者惟有足下，愿救则救之。”又以手抚颈：“若不愿救，去颐和园告发我杀我，可得富贵。”袁世凯厉声道：“你把袁某当什么人？圣上乃我辈共事之主，我与足下同受非常恩遇，救护之责非独足下。有何指教，我愿听从。”谭嗣同说：
“荣禄的阴谋，关键在天津阅兵。你和董福祥、聂士成三军皆受荣禄管辖，将借兵力行大事。但董、聂不足道，天下健者惟有足下。若变起，足下以一军敌二军，保护皇上，恢复大权，清君侧，肃宫廷，指挥若定，不朽之业也。”袁世凯说：
“若皇上在阅兵时疾驰入我营中，下令诛杀奸贼，我必竭死力挽救。”谭嗣同问：“荣禄待你素厚，你如何对待他？”袁世凯笑而不答。袁世凯幕僚某人说：“荣禄并非真心待袁帅。昔有人欲增袁帅兵，荣禄说‘汉人不可假大兵权’，不过笼络而已。前年胡景桂弹劾袁帅，胡乃荣禄亲信，荣禄遣其弹劾，自己查办洗清以施恩。不久胡即升宁夏知府、宁夏道台，此乃荣禄阴险狡猾之处，袁帅岂不知？”谭嗣同说：“荣禄确有曹操、王莽之才，当世豪杰，对付不易。”袁世凯怒目道：“若皇上在我营中，诛荣禄如杀一狗耳。”二人详议救主之策。袁世凯说：“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禄手中，各级军官多为旧人。事急矣，既定策，我须归营另选将官、储备弹药方可。”再三嘱咐后离去，时已八月初三夜三更。至初五袁世凯再被召见，初六政变遂发。
我当时正访谭嗣同寓所，对坐讨论对策，忽传搜捕康有为住所之报，旋闻慈禧垂帘听政之谕。谭嗣同从容对我说：“昔欲救皇上已无可救，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，吾已无事可办，惟待死期耳！
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。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见伊藤博文，请致电上海领事救先生。”我当晚便住进日本使馆。谭嗣同整日不出门等待被捕，捕者未至。次日他入日本使馆与我相见，劝我东渡日本，并携著作诗文手稿数册、家书一箱交托于我，说：“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，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。
如今康先生生死未卜。程婴与杵臼，月照与西乡，吾与足下分任之。”遂拥抱而别。初七初八初九三日，谭嗣同与侠士谋救皇上，终不成功。初十日被逮捕。被捕前一日，数位日本友人苦劝他东渡避难，他不听，再三劝之，他说：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。”终不去，因此遇难。他入狱后在狱壁题诗：“望门投宿思张俭，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此诗念康有为也。八月十三日斩于刑场，年三十三。就义之日观者万人，谭嗣同慷慨神气丝毫不变。军机大臣刚毅监斩，谭嗣同呼之：“吾有一言。”
刚毅不听，谭嗣同从容就义。呜呼，何等壮烈！
谭嗣同天资独特，学无所不通，以日新为宗旨，不为旧学所束缚。善于舍己从人，故学问日进，每十日不见则见识必有增长。少年曾研考据、笺注、金石雕刻、诗歌古文，好谈古兵法，三十岁后悉弃去，转而专研西方天文、数学、自然科学、政治和历史，皆有心得。又潜心宗教。初次与我相见时，极推崇基督教博爱之精神，不知佛教，不知孔子。后闻康有为阐释《易经》《春秋》之义，了解大同太平之学说，领会天道运行之精义，大为信服。又了解华严宗法性之说，领悟世界无穷、众生无限、无人无我、无来无去、无垢无净、除救人外别无他事之理。又闻唯识宗之说，悟众生根性千差万别，教化方式各异，种种差异与圆满本性并不矛盾，更加信服。自此豁然贯通，能汇万法为一，能推一法为万，毫无障碍，做事之勇猛魄力亦更强。在南京做官一年，日夜研读孔佛经典。南京有居士杨文会，博览佛典，精通佛学，以传播经典为己任。谭嗣同常与之交往，遍读三藏，学问日益精深。其学术宗旨，主要见于《仁学》一书，其余散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信。著作除《仁学》外，尚有《寥天一图文》两卷、《莽苍苍斋诗》两卷、《远遗堂集外文》一卷、《札记》一卷、《兴算学议》一卷，已刊刻《思纬吉凶台短书》一卷、《兴算学议》一卷、《壮飞楼治事》十篇、《秋雨年华馆丛脞书》四卷、《剑经衍葛》一卷、《印录》一卷，连同《仁学》皆存于我处。另有政论数十篇见于《湘报》，与师友论学论事书信数十篇，我将与谭嗣同至交好友共同搜集，编成《谭浏阳遗集》若干卷。其中《仁学》一书，先择浅显者附印《清议报》中，公之于世。谭嗣同平生无不良嗜好，为人严谨，面容刚毅肃穆。无子女。妻李闰，为中国女学会创办董事。
评论如下：谭嗣同品行磊落，惊天动地，世人皆知，不再赘述，只论其学问。自唐宋以来，迂腐学者固守偏见，诽谤佛教，不值一提。近几百年来佛教界沉迷小乘，固守片面见解，大才者罕见，以为佛法不过清净寂灭而已。殊不知大乘佛法悲智双修，与孔子仁智并重之义完全一致。因有智慧，故知世间即出世间，无所谓净土；自我即众生，无所谓独立之我。世界之外无净土，众生之外无自我，故唯有舍身救度众生。佛说：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孔子说：“不与天下人为伍，还能与谁？天下有道义之事，我不回避。”故智慧即仁爱。既要救度众生，必有其法。孔子著《春秋》，定大同小康之制，千头万绪皆为世界、为众生，除此大事无他事。华严宗菩萨行发誓不成佛之精神，及《春秋》三世之义——救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之众生，方法似异实同；救此处与彼处之众生，似异实同；救全世界与救一国乃至一人，似异实同。此唯识宗之理也。因众生根性不同，说法不同，而法之本质无不同。既无净土、无自我，则无所留恋，无所牵挂，无所恐惧。净土与自我尚不贪恋，又怎会被利害毁誉苦乐所动？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，佛言大无畏，即仁智勇之统一。通达此理者，自由自在行于天地间，可面对生死，可行仁，可救度众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