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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深秀，字漪村，山西闻喜县人。他从小聪明好学，十二岁便成为县学的学生。此人记忆力极强，从儒家经典、历史著作，到各种古代思想家的作品，甚至古代字典和地理著作，以及佛教经典，无不能够背诵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从中找出重要的道理，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。学问广博而深刻，既精通考据之学，又能讲解宋明时期的思想学说，并以气节要求自己，品德高尚，是山西最受尊敬的学者。考中举人后，他在读书人中享有极高的声望。光绪八年，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，创建了令德堂，教全省读书人学习经学、历史、考据和文章之学，特别聘请杨深秀担任院长，为众多学者树立榜样。光绪十五年，他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后来逐步升到郎中。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，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次年正月，俄国人威胁要割占旅顺和大连湾，杨深秀第一次上奏朝廷，便在奏章中分析了国际形势，请求联合英国和日本来抵抗俄国，言辞恳切直率。当时京城的人都知道他精通传统学问，却不知道他同样了解国际事务，至此，众人无不敬佩。
杨深秀与康广仁的交情最深。康广仁专心主张废除八股文，认为这是救中国的第一件大事，日夜为此谋划。四月初，杨深秀率先上奏朝廷，请求改革考试文体，建议仍以四书五经为题目，但文章内容应当讨论时事，不再采用八股文的格式。
八股文的弊端积累了上千年，恐怕不能一下子全部废除，只能一步一步推进。奏章呈上之后，皇上下旨交给相关部门讨论。当时皇上决心推行改革，但朝廷中保守大臣为数众多，争相阻挠。杨深秀认为国家方向如果不确定，人心便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就像在河流中划船，却不知道去往何处。于是他和徐致靖先后上奏，请求确定国家改革的方向。到了四月二十三日，改革方向的诏书终于发布，天下有志之士无不为之振奋。
之前请求改革文体的奏章已交给礼部讨论，但礼部尚书许应骙愚昧蛮横，总想否定这个提议，又在经济特科一事上多方阻挠。当时八股文尚未废除，许应骙仗着自己是礼部最高长官，专门压制改革。杨深秀于是和御史宋伯鲁联合上奏弹劾他，朝廷下诏命令许应骙自行解释。从此保守派开始仇恨杨深秀，想尽办法为难他。
御史文悌是满洲人，因满人长期住在内城，对宫中之事知道得最多。他对慈禧太后的专横感到愤怒，在旅顺和胶州湾事件之后，更是忧虑国家安危。文悌手下有人在北方联络了上千名勇士。一次，文悌与杨深秀恰好一同参加祭祀，便整夜向他诉说宫中秘密，都是慈禧太后荒淫享乐之事。随后文悌说道："你知道长麟为什么被免职吗？长麟认为皇上虽然名义上亲政，实际上受太后控制，于是请求皇上独揽大权。他说：慈禧太后对同治皇帝来说是亲生母亲，但对当今皇上来说只是先帝的妃子罢了，天子不应该把妃子当作母亲来对待。"
这番话可以说真正说到了大道理。杨深秀深表赞同。文悌又说："我奉命去检查宗人府的囚犯，看到一位贝勒只穿着一条裤子，上身没有衣服，当时正值正月严寒，围着炉火仍然发抖。我心中不忍，赏了他十千钱。慈禧太后对皇室后代竟如此残忍，分明是做给皇上看的警告，所以皇上每次见到太后就吓得发抖。这跟唐朝的武则天有什么不同？"说到这里，他慷慨激昂地背诵了徐敬业《讨武氏檄》中"燕啄王孙"四句话，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。杨深秀赞赏他的忠诚，文悌便说：
"我年轻时向往做侠客，能翻墙越壁，手下有不少勇士。如果有志同道合的人相助，可以一举成就大事。听说你认识许多英雄豪杰，能否找到这样的人来救国？"杨深秀虽然赞赏他的勇气，却也担心此事太难。当时文悌经常拜访康有为先生，所有奏章都请先生代写，关系十分密切。杨深秀将文悌想要起事的想法告诉了先生，但担心此事难以成功。先生见到文悌便追问此事，文悌脸色大变，担心杨深秀泄露秘密坏了大计，于是每天在朝中散布谣言诽谤杨深秀，想为自己解脱。然而仍不放心，便公开上奏弹劾杨深秀，声称与他有不可告人的密谈。又因为康先生创办了保国会，为保守派所仇恨，文悌就趁机弹劾康先生，以此讨好保守派。后来政变后的假诏书中说康先生密谋包围颐和园，其实就是从文悌这里开始的。
文悌的奏章呈上之后，皇上不但没有责怪宋伯鲁和杨深秀，反而斥责文悌诬告，命他回原部门工作。杨深秀因此更加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，发誓以死报答。此后他接连上奏，请求设立翻译局翻译日本书籍，请求派亲王和贝勒等皇室成员到各国考察，派学生到日本留学，这些建议全都被采纳实施。他又请求皇上亲自面试京城官员，每天轮流二十人，选择有才能的人召见试用，同时罢免那些年老愚昧、不了解当前事务的人。如此一来，朝中官员对他非常不满。
然而从三月以来，在负责监察的官员当中，支持新政贡献最大的，非杨深秀莫属。
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力推行新政，在各省官员中做得最为出色，但湖南保守派处处与他为难，纷纷上奏弹劾，那些诬告的话简直不堪入耳。杨深秀独自上奏为陈宝箴辩护，朝廷随即下旨奖励陈宝箴，并严厉斥责保守派，湖南的反对声音这才稍微平息，陈宝箴得以继续推行改革。到了八月初六日，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的假命令发布，政治案件随之追查，京城人人恐惧，改革志士有的被逮捕，有的逃匿躲藏，保守势力气势嚣张，无人敢与之对抗。唯独杨深秀挺身而出，上奏追问皇上被废的原因，引用古代道理，恳切陈述国家危难，请求慈禧太后撤去垂帘、还政于皇上，随后便被逮捕。在监狱中他写下十几首诗，悲伤地思念皇上，忧虑外国侵略，字里行间充满忠诚之气。后人评论说，即使是明朝方孝孺和杨继盛那样的壮烈，也不过如此。
杨深秀为人廉洁正直，在财物往来方面，即使很小的利益也绝不随便接受。担任御史时，家中十分贫穷，有时吃穿都成问题，只靠写文章挣钱养活自己，从未改变操守。在京城生活二十年，穿粗布衣服，吃简单饭菜，坐破旧的车，骑瘦弱的马，刻苦自持，品德高尚，无人能比，颇有古代君子之风。其子韨田，字米裳，同为举人，能继承父亲的学问，精通天文和数学，品行端正，行事坚定，有父亲的风范。
评论说：漪村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把正义写在脸上的人。那些逆臣贼子包藏祸心、蓄谋已久，先生难道不知道吗？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的诏书发布之后，灾难已成，不是空话所能补救的，先生难道不知道吗？可他偏偏要闯入虎穴、踩老虎的尾巴，大胆直言上奏，请求撤去垂帘听政。这难道不就是孔子所说的"看似愚蠢却无人能及"的精神吗？八月初六日的政变，天翻地覆，朝廷内外大小官员数以万计，全都低头忍气吞声，没有一个人敢愤怒、敢说话。而先生却从容不迫、慷慨激昂，向天下宣示正义。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没有用处吗？他认为，凡有血有肉的人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做。唉！荆轲虽然被杀害，暴秦的气势已然衰弱；徐敬业虽然失败，武则天的政权也随之走向末路。仁人君子的言行，难道要计较成败吗？
漪村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把正义写在脸上的人。